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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推算在李峰的研究中得到了佐证。

朱熹针对程颐《视箴》蔽交于前，其中则迁诠释指出，视是将这里底引出去，所以云‘以安其内（《语类》卷41，第1062页）。[2]参看郭园兰：《朱熹对论语克己的诠释：以理学体系建构为视角》，《张轼朱熹与儒家会讲传统——纪念朱张会讲8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11月编印。

对外在视听言动的禁制，目的和任务都在于追求人内在德性的完成，即养其中，而不是外在的社会人伦规范。朱熹终其一生诠释经典，数十年字斟句酌，并借此不断完善和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其经典诠释和学术建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10]他所强调的是，人内在德性的完成，不是外在的社会人伦，因而其训天下归仁为天下之人皆与其仁，而非归于仁君。克复心法以仁为本体，克己复礼为工夫，先工夫后本体，即朱熹所说的，仁是地头，克己复礼是工夫，所以到那地头底（《语类》，第1467页）。（《全书》卷54，《答路德章》，第2562页） 既然向外有害无益，朱熹于是倡导，要向里用力，应收拾身心，向里用力，不须向外枉费心神，更向里用心，将此等向外装点安排底心一切扫去，久久或有长进耳，却且收拾身心向里做些工夫，以左右之明，其必有所至矣。

朱熹期望借克除内在私欲，回归人性自身纯粹而完美的存在，即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首先，向外耽误了内省。因此，国学的建立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学科体制，而应具有世界意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民族性的新型国学。

近年来，诸如少儿读经、天价国学班、女德班等问题一再引发争议，更说明社会层面的国学传播需求亟待高质量学术研究的反哺与提撕。2005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开风气之先，正式宣布成立国学院。在现代语境中，国学指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但在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前并没有所谓国学之说，20世纪初年以后，在西方新式学术文化的冲击下，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其次，在价值选择上，从对传统消极质素的反思批判逐渐转变为到对传统积极质素的继承弘扬。

今天研究国学，首先要将其整合为一套知识体系，发展为一门学科，同时要弘扬其价值体系，使其成为一种代表中国文化的形象，一套具有世界文化、人类文化意义的学问。实体国学院的出现无疑是新世纪国学热中最具建设性的成果。

对文革的深层反思构成了文化热的内在动因，改革开放后如潮涌入的各种西方思想则成为了人们的主要思想资源。因此国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弥补现代教育的价值短板，以经典文明滋养趋向虚无的现代心灵。随后，《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也纷纷以类似的报道跟进，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摄制的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在海内外播放，一时蔚为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则在建院之初就举起了大国学的旗帜，筚路蓝缕、锐意创新。

一方面，近代以来过度否定本国文化，一味地提倡全盘西化，导致历史记忆与生存方式的断裂，进而引发自我认同的文化危机。正如人大国学院黄克剑教授所说，国学教育不仅仅是知识传授，重要的精神、人格的培养。较之90年代，新世纪的国学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质，如果说前者更多地继承了80年代文化热的遗风而倾向于宏大主题的探讨，那么后者则将问题进一步引向具体的实践。当然，社会生活包罗万象，社会层面的国学热难免存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问题。

国学发展的历程与改革开放事业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种相伴相生并非偶然，改革带来的思想解放，冲击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教条化认识，为人们重新思考、认识自身文明传统提供了空间与可能，开放引入的西学资源，在极大丰富国人视野的同时也引发了中西文化的比较思考，进而刺激了民族文化精神认同、现代学科建制反思等一系列议题的产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良性发展所需要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科学、民主，中国文化中的仁爱、和谐同样是照耀世界的。

这样，现代性与民族性便成为国学必须要面对的两极，如果说前者意味着对于现代性之普遍性的接受，那么后者则是在此前提下对于民族文化特殊性的持守。中国传统学术原本有自身的体系，如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经代表核心价值理念，子代表哲学思考，史代表理历史记载与集体记忆，集代表整体的人类情感的回馈和表达。

当然，这一筚路蓝缕的探索过程同样是充满艰辛而伴随争议的，其中亦呈现出一系列亟待思考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从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国学虽脱胎于传统学术，但在方法、建制上深受现代西方学术影响，二者从一开始就是水乳交融、难以割裂的。价值教育的欠缺不免导致道德水准的滑坡，甚至社会伦理的解体。现代大学普遍存在着知识、技能教育强势、价值教育式微的问题，根本上说，这源自于工具理性主义至上的现代性社会特质。在要不要做的争论之外，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怎么做的问题。三是认为国学是国魂之所寄，是国家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基础，强调其价值意义。

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样的努力如昙花一现而未能延续。三、前景展望 国学四十年，深刻记录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下民族文化精神的复苏觉醒。

这种张力处境构成了近代以来国学发展历程中的主要矛盾线索，也造就了当今国学发展的一系列中心问题。深入地回到传统，发掘传统，其意义正在于从中国传统中去发现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种子，寻求人类普遍价值的中国形态和本土表达。

经由上述历史发生学的考察，不难看出虽然国学的提出主要是为了保存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但在思想与方法上其实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现代性的支配。首先是开放性与主体性的辩证。

因此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展开双向性批判，既以西方的科学、民主批判传统的专制制度、官僚本位，同时回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本源，对西方文化进行反向的价值重估，由此，在继承五四的同时亦超越五四。在此意义上，国学院体制在当今高等教育体制中落地生根的新探索，无疑是新世纪国学热最令人瞩目的进展。二、问题思考 新世纪的国学热正方兴未艾，而由此展开的各种争论也同样未曾消歇。由此自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取向。

目前全国各大学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可分为实体与虚体两种形式。四十年来国学的兴起与发展恰如一面镜子，照射出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文化的多元繁荣，记录下传统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摸索前行、返本开新的探索，展现了华夏文明寻求现代复兴的努力。

实体国学院无疑是国学建制创新实践中的主体力量，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前者以人大、武大国学院为代表，招收六年制本硕连读研究生，实行导师制，兼重教学、科研。首先，在学科建制上，表现为对现代学科体制的重新检讨和反省。

由此返观四十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国学发展，不难发现其与20世纪初的国学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随着西学的传入及其巨大优势的显现，全面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如何保存自己的学术文化传统，便成为当时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虽然有梁漱溟等人试图将五四的科学、民主与孔孟的真精神相结合，却遭到人们的质疑，被视为是落后、保守，在这样的氛围中，国学逐渐被人们否定、抛弃，第一次国学运动也无疾而终。从整体上看，国学热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物质生活的丰富并不能代替和解决精神生活的安顿。之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山西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纷纷成立国学院或国学研究院等相关机构。

今天的国学不是传统学术的简单再现，而是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重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如果说上世纪初的国学运动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依照现代学科分类而对传统学术的知识整理，那么四十年来的国学发展则是历尽劫波之后向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回归。

在前一意义上，国学是国魂之学，在后一意义上，国学又是学科之学。二是认为国学并不完全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而是指近代以来西学刺激下对传统学术的研究，主要强调世界眼光、现代意识。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舶来的西方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并不能完全纳入其中。在分科模式中，中国传统学术的固有体系被打乱，国学的内容被强行与西方学科一一对应，最终导致了国学的解体。